2024年金磚國家峰會將于10月22日至24日在俄羅斯舉行，屆時預計將有幾個新的國家加入金磚大家庭。

2001年“金磚四國” (BRIC) 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新興市場的機遇。2010年，南非加入金磚行列，形成了現在的“金磚國家” (BRICS) 一詞。在2023年約翰內斯堡峰會上，金磚國家實現了歷史性擴員，吸納了阿聯酋、伊朗、埃塞俄比亞、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更多的“全球南方”國家加入。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所塑造的世界經濟格局和全球治理體系，正在經歷系統性危機。這場危機包括幾個方面：以傳統國際機構失效為標志的功能危機、以大量緊迫挑戰同時迸發為特征的大范圍危機、以人們對傳統制度的信任度下降為表現的合法性危機，以及由新興經濟體崛起帶來的權威危機。

因此，越來越多的“外圍國家”正試圖擺脫與全球金融資本之間的剝削關系，使其對外關系與國內發展需求保持一致。這一趨勢在全球各地風起云涌，助推“全球南方”走上有別于西方國家的全球化的道路，使其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其中，隨著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增加，金磚國家的吸引力越來越大。

金磚國家已經不僅僅是新興國家尋求更多參與全球事務的聯盟。擴員后的金磚國家不僅意味著成員國數量的增加，還意味著在全球轉型的新階段，金磚國家將成為一支具有向心力的地緣政治力量。

擴員后的金磚國家對“全球南方”國家極具吸引力，源于以下幾個關鍵因素。

首先是地緣政治因素。包括沙特和土耳其等美國盟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對美國的領導地位失去了信心，因為美國現已無法提供它們曾經依賴的公共產品。

二是國際金融因素。美國將美元武器化，侵蝕了其他國家對國際貨幣體系的信心，推動了去美元化的勢頭。這一趨勢的長期影響可能導致全球金融體系更加多極化，這就為構建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創造了可能，包括替代支付手段、價值單位和價值儲備機構，如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

三是全球治理因素。擴員后的金磚國家旨在推行一套新的規范和價值觀，挑戰當前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其重點是推動世界多極化，讓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經濟體系和國際關系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這一雄心與金磚國家重新平衡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使之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更廣泛的目標是一致的。在現行的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機制下，許多發展中國家感到自己被邊緣化了。

四是文化文明因素。擴員后的金磚國家正在推動一種新型的、包容性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承認文化和文明的多樣性，而不是西方經常鼓吹的“普世價值”。金磚國家的這種理念植根于主權、和平共處和不干涉內政等共同價值框架，是1955年萬隆會議精神的反映。

因此，金磚擴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有助于創造一種“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全球問題的治理有賴于各個大國的攜手合作，而不是由一個超級大國或少數幾個西方國家主導。這是一個現有大國和新興大國相互競爭、相互制約、相互需要、相互包容的互動過程。它代表了一種現有大國和新興大國在不斷重塑國際秩序的持續互動過程中相互聯系的動態形勢。

這種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模式表明，全球化正在引領世界經濟進入國際體系的真正變革，讓各種經濟體系共同發展，而不是固守西方新自由主義學說所規定的單一自由市場模式。

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體系意味著擺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統治，不再受某一霸權國家或霸權集團定義的“普世規范和價值觀”束縛。這種轉變為非西方式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創造了機會，也為推動國家發展和經濟增長機制、規范和價值觀的不同觀點打開了大門。關于產權與經濟增長、法治與市場經濟、貨幣自由流動與經濟秩序，以及更重要的民主與發展等各種相互依存的關系，西方學說正變得越來越靈活，不再那么僵硬，也不再具有普遍性。

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推動國際秩序的轉型，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體系表明，傳統的“南北軸心”和“核心-邊緣”軸輻模型已經不足以闡釋當前全球關系的復雜性。

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體系，是全球化新形勢下世界經濟錯綜復雜、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格局的反映。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分工、供應鏈、價值鏈、金融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給“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都帶來了各種機遇和挑戰。這些新興經濟體在金融、貨幣、投資、貿易、安全、環境、資源安全、糧食安全和商品價格等方面實施的政策，正對全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An emerging game-changing cl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