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年來，全球“新冷戰”陰云密布，軍費開支日益增加，讓所有關注可持續發展，致力于改善最廣大民眾生活水平的人們，乃至所有的理性主義者感到憂慮。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軍費開支約為2.4萬億美元。當然，所有國家都會說，增加軍費的理由是“出于國防需要”。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顯然是一種資源浪費。相比之下，人力資本投資卻面臨短缺困境，無力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為企業運營和人民生活提供便利。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這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仍任重道遠。

據估計，目前全球仍有約6.5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哪怕僅將用于全球軍事建設的一半資源適當地分配給扶貧、減貧事業，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貧困，也可以從根本上減少極端貧困現象。回望冷戰剛剛結束的20世紀90年代初，那時各國將部分軍費開支轉向支持和平發展事業，極端貧困人口的數量在短短幾年內便顯著減少。

誠然，如果軍備開支用于投資國內工業，確實可以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美國便是如此。美國今年的軍事預算再創新高，達到8860億美元，超過了排在后面的中國、俄羅斯、韓國、日本、意大利等11個國家軍費總和。中國和俄羅斯的軍費開支分別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分別占GDP總量的1.6%和4.1%，美國為3.5%）。只有18個國家的國民收入高于美國的軍費開支。畢竟，對于美國而言，維護位于80多個國家的750個軍事基地，確實是一筆巨額開銷。

 軍費支出的確能夠推動技術創新，而技術進步能夠促進長期的經濟發展，但對非軍事領域技術的投資同樣可以助推技術進步。特別是，為應對全球變暖而推行的綠色能源轉型投資也具有類似的“乘數效應”，能夠有效帶動就業。與其他大型經濟體相比，中國正積極推動經濟結構優化調整。

在“新冷戰”的陰霾下，很多人都無法冷靜、獨立地思考，而是被所謂的“政治正確”引入歧途。營造恐懼氣氛更容易操縱公眾輿論，而軍事游說團體正希望得到公眾輿論的支持。不幸的是，他們的計謀得逞了。英國作家羅伯特·佩卡姆在他新近出版的《恐懼：世界的另類歷史》一書中，引用了二戰時期德國法西斯頭目之一赫爾曼·戈林的一段話來證明此觀點：“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訴民眾他們正在受到攻擊，并譴責和平主義者缺乏愛國精神，將國家置于危險之中。”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類似的事情如今竟正在那些高談“民主”的國家里發生。

同樣令人費解的是，為什么外交手段，尤其是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外交，在防止沖突升級方面如此低能。此前中國成功地緩和了地區強國伊朗和沙特間的緊張局勢，避免了潛在軍事沖突的爆發，而美國總統拜登卻無法阻止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發動全面進攻。沖突爆發六個月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往中東跑了六次，但成果寥寥。享有“自衛權”并不意味著可以發動具有戰爭罪性質的大規模軍事行動。

戰事符合軍工企業和軍火出口國的利益。相較于那些倡導和平、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團體，軍工游說團體和主戰派利益集團的組織性更強、影響力更大。隨著冷戰思維的加劇，2023年美國的武器出口額增長了16%，達到2380億美元，它們銷往96個國家，占全球軍火貿易的37%——2380億美元是什么概念？它比全世界四分之三國家的GDP還要高。

我們是時代變遷的見證者和參與者。遺憾的是，我們在“新冷戰”思潮面前過于被動，但大規模反戰抗議浪潮遲早會席卷而來，就像60多年前人們反對越南戰爭一樣。倘若不徹底叫停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我們很難想象如何能夠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有效化解危及經濟發展和數十億人生計的氣候變暖等全球性問題。可想而知，如果民主的手段無法實現這一目標，就不得不訴諸威權和武力。

我們都聽說過為抵御外敵入侵，或以維護獨立、主權和民主的名義進行的光榮斗爭，但在當代的冷戰和熱戰背后，是地緣政治的結構性變化——這讓許多國家感到“不舒服”：俄羅斯至今仍未從蘇聯解體以來自身實力一落千丈帶來的巨大心理落差中走出；美國也拒不承認其全球霸權已經過時的事實；而對于英國和法國而言，殖民時代的“輝煌過往”如今只剩下遙遠的懷念。

悲觀主義者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東方國家（主要是中國）之間的對抗無法避免，但歐洲-大西洋和歐亞這兩個獨立的龐大體系可以和平競爭。只要我們加強跨國經濟、文化和外交領域的交流，就不必訴諸軍事手段。在這兩大集團中，歐盟應該發揮關鍵作用。作為兩大集團的共同參與者，歐盟不必在中美分歧中選邊站隊。沒有什么比“經濟冷戰”對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全球化的破壞更大了。

中國可以在維護和平發展道路方面發揮關鍵性作用，特別是通過深化“一帶一路”合作。在“一帶一路 ”框架下擴大經濟合作，與美國擴大武器出口有著本質區別：要想有人購買美國武器，就必須制造嚴重的政治緊張局勢；而要想從中國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投資中獲益，就必須有和平的發展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