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曉兵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軍控研究中心主任
日前，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副主席科薩喬夫表示，有證據表明，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具有軍事目的。其實，這并不是什么秘密。
根據美國2021年11月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大會提交的報告，僅美國國防部牽頭的“減少生物威脅倡議”就在非洲、東歐、中亞、南亞、東南亞、中東“支持”了336個生物實驗室。美國國防部還在海外直接經營著若干生物安全實驗室。所以，全球各地與美軍關系密切的生物實驗室實際數目相當驚人。美軍不是公益組織，其建設海外生物實驗室絕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全人類健康做志愿服務。那么，美國的實際用心是什么呢？
一是及時發現突發傳染性疾病和生物恐怖襲擊的征兆，確保國土安全。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NSTC-7總統指令》就指出，美國主要城市距離世界其他地區的最遠航程為36小時，短于多數傳染病潛伏期，要將疫病擋在國門之外而獨善其身非常困難。因此，美國要把生物安全感知的觸角伸到海外，及早發現和防范風險。二是確保美軍的海外行動不會受到傳染性疾病或生物攻擊的干擾，即使遭遇疫情仍能有效行動。三是搜集各類可能用于生物戰的病毒、細菌，搶占潛在生物戰能力的新前沿。此外，還有報道說，美軍海外生物實驗室與生物制藥公司合作，將海外搜集得來的病毒、細菌用于商業盈利目的。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美軍在全球的生物實驗室直接服務于爭霸戰略，隨著軍事、政治勢力的拓展而相應設點布局。二戰時期，美軍為保障對日、對德作戰，曾分別在太平洋戰區的關島和北非戰區的埃及設立海軍第二、第三醫學研究所。冷戰期間，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在東南亞設立“東南亞條約組織”醫學實驗室。而該組織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則遷往中國臺灣地區，直至中美建交才另尋他址，越戰期間還曾在南越設立分隊。
冷戰后，美軍的海外生物實驗室布局聚焦熱點地區。在東北亞，美國在韓國釜山實施“朱庇特”計劃，進行炭疽和肉毒桿菌試驗。在東南亞，從中國臺灣地區輾轉遷至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因涉嫌從事“間諜、生物武器研發、制造新型疾病”，于2010年被印度尼西亞政府驅逐后，轉而設法在柬埔寨和新加坡落地。在歐亞地區，美軍設立“合作生物接觸項目”，在哈薩克斯坦、烏克蘭、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建設生物實驗室。
近年來，隨著美軍備戰重點從反恐轉向應對大國競爭，其海外生物實驗室的布局和任務也有所調整。美軍從中東收縮，將原來位于埃及的海軍第三醫學研究所從埃及遷往意大利。美軍海外生物實驗室還按照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要求，增加生物監測網絡的靈活性、敏捷性和模塊化程度，為持久戰和危機沖突提供保障。美國的一系列活動引起相關國家警惕。早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前，俄羅斯就指責美國蓄意搜集俄羅斯民眾的基因樣本，目的可疑。
美軍自稱其海外生物實驗室搜集各種病原體是為生物防御之用，并不是要研制生物武器。但愿如此，但正如軍控界一句老話所說，“信任但要核查”（trust but verify）。美軍生物實驗室確實有太多詭異事情需要作出解釋。“9·11”事件后，炭疽襲擊案發生了，但在剛剛追查到與德特里克堡美軍生物實驗室有關的線索時，嫌犯就突然死亡。面對外界種種質疑，美軍應該說清楚、講明白。但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不愿意展示其一向標榜的“透明度”，而是獨家阻止達成《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同時抱怨遭別國抹黑、妖魔化。常言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不自黑，誰能黑之？人不自妖，誰能妖之？
生物軍控有其特殊性，生物戰劑兩用性突出，易于隱藏，攻防難分。但是核查議定書提出的申報、訪問、質疑、核查等措施是可行的，也得到多數國家的支持。隨著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基因編輯技術的突飛猛進，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研發新型生物武器的風險大增。
新冠肺炎疫情清楚地表明，病毒會給人類的發展和安全帶來巨大沖擊。如果它被用作生物武器，或者有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對病毒或細菌加以改造，使之成為更具針對性和殺傷力的生物武器，后果不堪設想。在歷史上，二戰期間和冷戰期間曾經出現過兩次生物軍備競賽。如果不能建立有效核查機制，不排除出現第三次生物軍備競賽的風險。美國應該和國際社會一道，為建設有效的多邊生物軍控核查機制而共同努力。（責任編輯：樂水 安然 宇馨）
（郭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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