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面對美國霸權震蕩下行引發的世界動蕩，為實現“安全發展”，日本著力提升其在全球產業結構中的“戰略不可或缺性”，確保重要資源供應，積極參與區域國際規則制定。但日本的戰略選擇過度依賴保守思維，反而導致地區合作停滯，破壞了自身、地區和全球安全發展的基礎。
日本的安全發展高度依賴全球化。近年來，面對美國霸權震蕩下行引發的世界動蕩，日本的戰略選擇過度依賴保守思維，破壞了自身、地區和全球安全發展的基礎。最終，日本還要回歸以亞洲與東方為依托的真正的自由開放。
日本為實現全球安全發展采取了多項措施，著力構建三種權力。一是產業性權力，即強調經濟服務國家戰略，嚴控產業鏈供應鏈關鍵要素和環節。其目的是建立日本在全球產業結構中的“戰略不可或缺性”，保持和培育核心競爭力，尋找和打磨新的不可或缺領域，其核心是以日美同盟為基軸進行全球產業布局。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反復談及強化日美“經濟版2+2”合作，構建“自由、公平、開放”的經濟秩序。一系列操作的實質是構建同盟主導的全球產業布局，降低對華依賴。例如，積極引導半導體、零部件、工業原料等行業日企向東盟投資，鼓勵在華日企向東盟轉移。2022年，日本政府兩輪“海外供應鏈多元化支援”就資助了17家日企，顯露其控制海外產業布局的手段。
二是資源性權力，即通過儲備、尋找替代、強化供給能力、增強與盟國合作等多種方式克服自身缺陷。日本政府提出，經濟財政運營要以確保礦物、藥品等重要物資供應為改革目標，加強財政金融支持，并稱此舉既可降低對他國的“不對稱依賴”，還可提升本土技術水平和增加居民就業與收入。能源方面，推動核電重啟、可再生能源靈活運用，提高能源自給率。糧食方面，鼓勵國內飼料、小麥、淀粉、木材等增產，推動原料國產化替代。
三是規則性權力，即以日美同盟為基軸，推進基于規則的貿易協定，通過積極參與全球與區域治理，將自身“理想”納入國際規則制定之中。如：主張“可信賴的數據自由流通”（DFFT）數字貿易規則，提出綠色轉型，主張綠色產業規則，提出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目標等。安倍時期，日本相繼推出“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原則”等概念。岸田同樣認為，只有掌握全球基礎設施規則制定權，才能逆轉日企競爭力下降趨勢，從而擴大全球市場占有率。
日本與美國的保守主義合流，過度追求保守價值觀，導致地區合作停滯且信任赤字不斷累積，結果只會是越強調“安全”越不安全，越“脫鉤斷鏈”越沒有發展，最終成為制約亞洲穩定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倍先后提出的“兩洋交匯”“印太戰略”的核心都是自由開放，但日本卻沒有真正做到“開放且包容”。放眼世界，國際形勢變亂交織，風險挑戰層出不窮，烏克蘭危機還未結束，巴以再起沖突，和平穩定的環境成為個別地區、一些國家安全發展的稀缺品。亞洲地區的和平穩定彌足珍貴，不可不用心呵護。
中日經濟相互依存，產業鏈供應鏈向橫向與縱向深化，在亞洲地區交織成生產網絡，構成了地區各國安全發展的價值軸。2000-2022年，亞洲經濟圈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由26.8%升至33.1%，是日本最重要的貿易地區（50.3%），中國2007年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離開中國市場，日本半導體產業面臨技術與市場“雙輸”。中國是日本最重要的半導體及半導體制造設備市場。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22年日本對華半導體及半導體制造設備出口額為26.6萬億日元，占日本半導體及半導體制造設備出口總額的27.3%。
而且，日本在半導體領限制中國，也無法達到阻止中國技術升級的目標。伴隨中國自主研發加速，日本不但出口管制效果大打折扣，還會喪失產業鏈供應鏈關鍵優勢。其更合理的做法是“加強技術研發→生產更多高技術產品→增加對華出口→加強兩國經濟聯系”，進而實現共贏。
日本的安全發展離不開中國市場和技術，與中國加深合作是其實現產業性權力、資源性權力和規則性權力的重要前提。是要“合乎秩序的日本”，還是“合乎日本的秩序”？這是擺在日本面前的一道重要思考題。
中日兩國應客觀理性看待彼此發展，樹立積極友善的相互認知，建設性管控矛盾分歧，摒棄經濟安全保障思維，更多從發展角度看世界、看亞洲、看中日，思考發展和安全的關系，還要認識到地區生產網絡的復雜多樣性，不是簡簡單單的供應鏈問題。兩國應構建地區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大發展的文化根基，反思怎樣在歷史十字路口找到自身方位，找到屬于東方的共同認知，探索和重塑地區價值觀。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英文版標題為 "Fresh perspective"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劉夏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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