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華丨從長安到阿里，一件漢字織錦的“進藏之旅”

“王侯”漢字織錦展現了漢晉時期宏大的交流網絡，是反映早期西藏西部與中原地區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考古實證。

一

在西藏博物館“雪域長歌——西藏歷史與文化”展廳中，陳列著一件帶有“王侯”兩個漢字紋飾的織錦。

這件漢字織錦是偶然被發現的。2005年，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故如甲木寺僧人在門前的一座墓葬洞穴里收集到一些木棺碎片、絲織品、銅器等珍貴文物。

2012年，相關部門又對這處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并在鄰近地區發現3座古墓，合稱為“故如甲木墓地”，引起了國內外學者與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根據碳14年代測定，該墓地的年代為公元2-3世紀，即我國古代的漢晉時期。

出土“王侯”漢字織錦的墓葬為故如甲木墓地M1號墓，有學者認為其東邊1.5公里處的卡爾東城址就是象雄王國都城穹隆銀城的所在地。但也有學者認為十幾公里外的札達縣曲龍古城址才是穹隆銀城，而卡爾東城址可能只是不同時期的象雄都城或陪都。

▲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王侯”文字織錦。

但不可否認的是，與故如甲木墓地基本為同一時期的卡爾東城確為象雄國的一處重要據點。因此，可以推斷兩者的關系十分密切，故如甲木墓地埋葬的人或許就是卡爾東城的居民。

故如甲木M1號墓葬還出土了陶器、鐵器、銅器、金器、銀器、木器和絲織品等，其中許多物品屬于高檔奢侈品，數量和種類等級明顯高于其他3座墓葬，墓主人可能是某位象雄貴族。

二

“王侯”漢字織錦為一件殮具，發現的時候包裹于墓主人的頭部。

織錦呈長方形，長44厘米、寬25厘米，底為藏青色，紋飾為黃褐色，自下而上為3層循環圖案。最下層為連續的波形紋飾，其上部為一組對鳥紋，中部似乎為一側首展翅的鳥紋，下部有一銅錢形紋飾，其他紋飾仍難以辨認，每個黃褐色波形內則為一幾何形鏤空紋飾。

而立柱狀紋飾將織錦的第二層圖案均勻分割為數個單元，每單元中間有一樹狀紋飾，上下兩頭皆有一銅錢。樹兩側對稱分布成對的朱雀和白虎，單元四角對稱分布成對的青龍和玄武，在單元左側頂部朱雀的身旁可見隸書漢字“王侯”，對面為“王侯”的鏡像反字。織錦的最上層以中層的樹狀紋飾為對稱軸，兩側是背對而立的有翼虎形神獸，尾部有一個三足帶蓋圓鼎，旁邊為隸書漢字“宜”。

織錦由彩色絲線織成，是絲織物中最貴重的一種，一般采用兩組或兩組以上的經線和緯線交織而成。此件織錦為蠶絲織成的平紋經錦，織物密度為27×15根/平方厘米。在相同面積的織錦中，重疊的絲線根數越多，經緯線緊密度越高，織錦的質量和織造難度也就越高。

漢代時，陳留郡襄邑（今河南睢縣）和蜀郡天府（今四川成都）都是織錦生產的重地，長沙馬王堆、江陵鳳凰山等漢墓中也出土了多件織錦，體現了中原地區織錦技術的成就。

而當時的西藏阿里地區，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技術都不具備生產此類織錦的條件，那么這件織錦從何而來呢？

▲尉犁營盤墓地出土“王侯”文字織錦。

三

提到帶有漢字的織錦，許多人可能會想到那件大名鼎鼎的出土于新疆尼雅遺址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

因地處絲綢之路且氣候干燥，新疆地區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絲織品。其中，吐魯番阿斯塔那沮渠封戴墓地出土的禽獸紋錦、尉犁營盤墓地出土的“王侯”紋錦與阿里地區出土的“王侯”漢字織錦十分相似。

有學者認為，從裝飾藝術風格上來看，故如甲木墓“王侯”漢字織錦與新疆地區出土的同時期絲織品一致，它可能是從新疆輸入的。但當時只有中原地區才有這樣復雜的織造工藝，因此新疆地區僅為織錦輸入阿里地區的中轉站，其源頭在中原。

另有一些學者認為，帶有“王侯”漢字的織物是中原官服作坊制作并賜予邊疆地區各族首領的信物。

通過考古發掘和史料記載，阿里高原周圍的群山之間有許多河谷和山口為人們前往其他地區提供了可能。由阿里經獅泉河通道、羌塘高原通道等，翻越重重高山即可抵達新疆南疆的葉城、和田、民豐等絲綢之路重鎮，與來自各地的人們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

因此，根據現有線索，關于“王侯”漢字織錦的來歷，可以想象出這樣的路線：由中原的官服織造作坊完成后，被賜予邊疆地區前來覲見皇帝的首領，從都城長安出發，一路向西，繼而在新疆向南通過河谷和山口，最終來到阿里地區的卡爾東城內，被一位身份尊貴的象雄貴族所使用。

總之，這件“王侯”漢字織錦展現了漢晉時期宏大的交流網絡，是反映早期西藏西部與中原地區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考古實證。

（作者：王儼思，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館助理館員。本文刊發于《中國民族》雜志2023年第4期。）

監制｜楊新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