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果然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新年伊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宏觀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總人口突破了14億，2019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首次站上1萬美元的新臺階。
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是個什么水平呢？1980年，中國人均GDP只有300美元，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左右；2001年中國人均GDP才突破1000美元，2019年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后，大致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
在此之前，世界上人均GDP在1萬美元以上地區的人口規模近15億，而當總人口14億的中國加入后，這個數字增至近30億人。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中國的經濟增長都是個奇跡。
但也有觀點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人均1萬美元是個坎，因為目前處在這個水平的主要國家有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國，從這些國家的GDP的增長軌跡來看，在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后，都紛紛進入到了一個發展的瓶頸期，經濟增長放慢，貧富差距拉大，這種現象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詞，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期，這個概念并沒有引起經濟學界的關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等收入陷阱”逐漸成為輿論熱點。
按照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的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后，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蕩等現象，最終長期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
“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能吸引人們的眼球，究其原因，
一是這個概念出自世界銀行，某種程度上被打上了權威性的符號；
二是它確實形象地概括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通向發達社會之路上的艱難和失敗。
在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中，一些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新技術產業落后；一些拉美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由于政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卻找不到工作，出現了許多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
應該說，“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揭示了生產要素投入與發展持續性之間的某種內在關系，也表明簡單的要素投入增長模式難以持續。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從學理上講，中等收入并不是發展陷阱的必然條件，也不構成與最終發展結果的必定邏輯關系。現在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人們很容易被這個概念所誤導，甚至對國家未來產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
2018年07月，《人民日報》就發表過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的一篇文章，他認為深究“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可以發現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論證，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首先，“中等收入”本身就是個對照概念。“中等收入”標準往往是與美國對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的說法，人均國民總收入是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相當于美國水平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是美國水平20%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通行的中等收入標準是按照匯率法計算、用美元衡量的，這樣的對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頗，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其次，“中等收入陷阱”是狹隘的歷史眼光。目前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主要局限在二戰后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于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出問題、走彎路。但不能過早地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一個國家的發展，要看它能否長期保持穩定發展的勢頭，而成為高收入國家也并不代表著未來就高枕無憂。因此，需要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世界格局。
最后，“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人均國民總收入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等。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排名竟顯著高于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也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孟加拉、巴西、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并沒有經濟學方法論支撐，因而相當片面。
一批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不能躍升至高收入階段，都有各其的原因。大部分國家在經濟跨越時都會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如：制度建設跟不上，未能成功實現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人口和資本要素短缺等。因此，“陷阱”在于轉型艱難，而不在“中等收入”本身。
世界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但這也反過來說明，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不可能，成功跨越的也不是一兩個國家。
而觀察中國不難發現，以史為鑒、改革創新早已成為社會共識，自上而下不斷提醒自己吸取一些國家發展中的教訓，采取了一系列主動作為的舉措，比如：
大力轉變發展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加快建設制造強國。
上述舉措本文無需多言。其結果是：在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之后，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高質量發展平穩推進，供需結構已經發生很大轉變。尤其是近年來，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已高于50%；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一些領域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這預示著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周期。
對當下的中國來說，保持戰略定力，深化改革開放，繼續營造有利于平穩、健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
概念真偽猶可辯，跨越陷阱見真章。
（ 吳彥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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