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工復合體的危險，不只在于制造武器，更在于制造對武器的需求；不只在于服務擴軍，更在于推動擴軍
日本政府日前公布的一組數據令人深感不安：受當局強化防衛能力方針影響，2025年度防衛省機械制造訂單額達到將近2.69萬億日元，在過去5年內激增至約3倍，占到當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訂單的近一半。其中，地對空導彈、飛機等武器裝備訂單增長尤為顯著。這一態勢清晰表明，日本軍工復合體已被重新激活。這是日本右翼勢力有計劃、有步驟突破戰后和平體制、定向扶持軍工產業的必然結果，值得包括日本民眾在內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高度警惕。
歷史殷鑒不遠。二戰前，日本軍工復合體——由軍部、壟斷財閥與軍工產業構成的利益閉環——曾深度嵌入國家經濟，綁架決策，驅動戰爭機器運轉。三菱、三井、住友、川崎等財閥通過政治游說助推軍備擴張，在殖民地掠奪資源、強征勞工，將資本增值建立在受害國人民的苦難之上。歷史證明，脫離制度約束的日本軍工資本，天然具有擴張逐利、煽動戰爭的侵略屬性。正因如此，戰后國際社會通過《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明確規定，日本應“完全解除武裝”，不得維持“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日本戰后憲法也對本國軍力、交戰權作出嚴格限制，確立了“專守防衛”原則。這套制度體系斬斷了軍工資本與國家戰爭機器的聯動鏈條，既是維護東北亞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必須恪守的國際法義務與和平底線。
然而，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通過財政加碼、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斷給軍工產業“松綁”“輸血”。政府高官甚至在國際上推銷軍火，企圖將軍工產業打造為國家經濟支柱。本該用于改善民生的預算被用于軍事訂單，本該制造家電的生產線造出殺傷性武器——公共資源單向輸送至軍工資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嚴重畸形。
右翼政客與軍工集團合謀逐利，推動日本安保政策加速“右轉”，其“再軍事化”野心昭然若揭。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持續渲染外部威脅、炒作安保焦慮，為軍備擴張制造輿論借口；軍工資本為追逐高額利潤，不斷倒逼當局突破戰后體制約束。從推動修改憲法和“安保三文件”，到加快部署中遠程進攻性導彈，再到放開殺傷性武器出口、設立“國家情報局”——一系列激進舉措步步突破底線。2026財年日本防衛預算已突破9萬億日元，連續14年刷新歷史紀錄，防衛費占其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飆升至2%，甚至還有可能進一步提升。從“專守防衛”到“持續作戰能力”，從輻射海外到布局太空，日本正實質性背離戰后和平承諾，在“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道路上越走越遠。
日本軍工復合體的危險，不只在于制造武器，更在于制造對武器的需求；不只在于服務擴軍，更在于推動擴軍。這樣一個自我強化、循環加速的利益閉環一旦形成，必將驅使日本在“再軍事化”道路上一路狂奔。其所沖擊的，是各國人民以巨大犧牲換來的戰后和平秩序，最終也將把日本自身推向災難深淵。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堅決遏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堅定守護地區和平穩定與國際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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