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1日，美國方面聲稱，將從9月1日起對迄今尚未額外加征關稅的剩余3000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加征10%關稅，從而使得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全部列入額外加征關稅范圍。
在中美上海談判剛剛結束、雙方同意9月再談之時再次祭出威脅加征關稅招數；結合白宮7月26日的備忘錄，指示美國貿易代表“使用一切手段確保WTO對發展中國家地位進行改革”，要求90天內看不到按美方主張的“明顯進展”，否則美國就要單方面采取行動。從雙邊到多邊，美國在國際經貿談判中將其“極限施壓”策略推向了新高峰。
美國來勢洶洶，可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對于全球多邊貿易體系而言，這種做法有用嗎？
市場參與者們無須費力就可以看到的是，這種威脅對中國占有不少相對優勢的出口與工業生產等實體經濟部門實實在在的影響還看不到影子，美國金融市場對此已經作出了強烈的反應。8月1日截止收盤，道指跌近300點，日內波動幅度超過600點，收跌1.05%；納指跌0.79%；標普500指數跌0.90%，外匯市場、商品市場也都是一片混亂。同樣是全世界僅有的兩大GDP十萬億美元級別經濟體，同樣是金融市場震蕩，由于美國金融業更加發達，由于美國國民經濟對金融業依賴度要高得多，其它條件相同，美國從金融震蕩中受到的沖擊遠遠大于中國。
更重要的是，美方需要學習中國這句話的內涵——“讀史明智”。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今日之中國，已經是遙遙領先的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出口大國、第二經濟大國，僅裝備制造業產出在2013年就占到了全世界1/3，相當于世界第二名德國的兩倍半，2017年出口規模相當于美國、德國的一倍半，日本的3倍，也因此被美國列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但這樣一個工業化大國是在短短70年時間里從貧窮落后農業國脫穎而出發展而來的，在此期間闖過了難以計數的艱苦波折、驚濤駭浪。
特別是其間多次遭遇的重大外部沖擊，任何一場放到其它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身上，都多半會使之翻船，但中國硬是一場一場地闖了過來，每闖過一場難關，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江湖地位”都會上一個臺階。何謂“中國奇跡”？實質上就是中國在接連不斷沖擊“淘汰賽”中脫穎而出的進程。
中國工業化的起點本身就是1949—1952年戰后經濟恢復時期遭遇的抗美援朝戰爭。當時中國本是個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印度的貧窮落后農業國，距離首都被日軍屠城僅僅過去13年，卻通過這場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在國際社會一舉樹立了新興世界軍事強國的地位，為中國創造了長達65年既無大規模外戰、又無大規模內戰的和平時期，超過此前中國歷史上所有盛世，在世界大國歷史上也幾乎獨一無二，中國工業化由此得以全面啟動。
這場蘊藏著毀滅性風險的重大外部沖擊盡管讓中國付出了30多萬傷亡和巨額軍事國防費用負擔，1950—1952年中國軍事國防費用占財政支出總額比重分別為38.19%、45.64%和32.23%，分別超過同年經濟建設支出占比（分別為30.39%、30.34%和42.40%）7.8—15.3個百分點之多，但中國同步進行的戰后經濟恢復工作居然一點兒也沒有耽擱，創造了全世界大國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恢復最快、最平穩的奇跡。
新中國前30年經濟建設遭遇的艱苦波折自不待言，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經濟發展也非鮮花坦途，而是充滿風浪，僅大的外部沖擊就有4次：1980年代初債務危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政治風波和西方制裁，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次貸危機。特別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政治風波和西方制裁最是生死攸關，政治、經濟、軍事，各種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中國遭遇全方位考驗。在經濟上，當時治理整頓有效遏制了通貨膨脹失控翻車的危險，但由于多種原因出現了經濟滑坡、市場疲軟、生產停滯局面。加上政治風波和西方制裁沖擊，1989年經濟增長率從1987年的11.7%、1988年的11.2%跌落至4.2%， 1990年進一步下降至3.9%；財政赤字在1988年翻了一番多至133.97億元（上年為62.83億元）。
201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市場預期變弱，但與上述重大外部沖擊時期國內外流行預期的悲觀程度相比，只能算小巫見大巫。當時，“中國崩潰”、“中國銀行業全行業技術性破產”……等“論斷”都曾“風靡”多年，在市場參與者、世界各國和地區政治領袖們中贏得了眾多追捧。而且形成了一種風氣，誰說得越悲觀，誰就越“政治正確”，就越受追捧，就越走紅。特別是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沖擊中，有許多勢力扳著指頭給中國垮臺、解體倒計時。但事實是中國經濟恰恰是在這一輪又一輪重大外部沖擊中實現了趕超，每一次沖擊最后都推動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江湖地位”上了一個臺階。
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沖擊中，正是在那些勢力扳著指頭給中國垮臺、解體倒計時的同時，就在西方對華制裁處于高潮的1990年，中國宏觀經濟基本面悄然發生歷史性轉折，中國貿易收支這一年出現87.4億美元順差，順差從此成為中國貿易收支常態，徹底扭轉了至遲自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連續百年左右的中國貿易收支逆差常態格局，從而為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持續近20年的狂飆突進奠定了基礎。
讀史可以明智。2018年以來，以美國對華發動史詩級貿易戰為標志，中國遭遇改革開放以來第五次重大外部沖擊，美國某些政客的叫囂、對華為和中興等高技術公司近乎癲狂的打壓，更讓人嗅到了新冷戰的不祥氣息。可是，那些企望通過“極限施壓”逼迫中國放棄原則立場的人，他們明白中國當初如何闖過重重關口、特別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難關的嗎？
即使不考慮當前一再“極限施壓”已經打到威脅向中國對美剩余全部出口都額外加征關稅的地步，必然令市場參與者感到黔驢技窮“技止此耳”；與此前歷次重大外部沖擊時期相比，中國綜合國力與美國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在很多領域還領先于美國；美國國內政治內斗激烈程度發展到了數十年未有的地步，2018年中期選舉結果加劇美國政治內斗、掣肘美國政府的效果已經初步展現，預計在未來美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時還會暴露得更加充分，中國則憑借其體制優勢，從而能夠比美國更高效地應對挑戰；美國國內人口構成的巨大變化更潛藏著顛覆性風險……
了解這一切，回顧歷史，有助于人們作出更準確的判斷、更明智的決策。
作者為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原載于中國日報“世界觀”微信公眾號）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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