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訊（記者劉春妍）貝爾格萊德是塞爾維亞的首都，上世紀70年代，宋文富曾在那里留學深造，90年代又以駐站記者工作在那里。在他眼里，塞爾維亞人天生的樂觀和剛毅充滿了魅力。
共同的反法西斯經歷拉近距離
“那個時候出國很難，當時我一聽可以出國，盡管并不知道塞爾維亞，即當時的南斯拉夫在哪里，就趕緊說‘好’。”宋文富說，1973年，作為文革后中國與南斯拉夫兩國恢復文化交流后互派的第一批留學生，自己有幸作為其中之一前往貝爾格萊德學習塞語。
當時，南斯拉夫的旅游業十分發達，貝爾格萊德就像一個大花園，美麗的薩瓦河穿城而過，將城區一分為二，一邊是古香古色的老城區，一邊是現代化建筑群集中的新城區，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南斯拉夫也是相當富庶的，基本每三家就有自己的私人轎車。第一次出國的宋文富看在眼里，震撼在內心里。
一同學習的成員中大部分只會說點簡單的俄語，雖然俄語和塞語同屬斯拉夫語系，但剛到貝爾格萊德的宋文富和同學還是鬧了不少笑話。“去商店想買水，由于并未記住塞語怎么說，俄語又是半吊子，讓人理解為我們想要‘伏特加’酒，就非常內疚地說沒有，等來了以后通知我們。沒多久他們真的通知我們‘伏特加’到了，但我們也知道是自己搞錯了，趕緊向他們解釋，大家聽后哄堂大笑。”宋文富說，這樣的小事里，透露出塞爾維亞人的熱情、好客和真誠，使我們這些旅居他國的異鄉人，感到了極大的溫暖與親近。
由于當時中國人特別少，當地的很多大學生和居民又特別想了解這一遙遠東方國家的情況和生活，因此同學們立即成了大學生宿舍區里的“紅人”，開始時幾乎每天傍晚均被堵在草坪和小路上，人們問東問西，對中國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很多人都知道中國的長征，上來就是毛澤東、中國紅軍，對于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國所取得的成績，他們表現出了極大的欽佩與興趣。其次才發展到了解文化、體育、飲食等各種話題。”宋文富說。
同學們很快得知，當地的電視臺等媒體對于中國的長征曾有過充分報道，二戰期間，在鐵托的領導下南斯拉夫共產黨與游擊隊不甘屈服，同樣是白手起家與法西斯侵略者進行過殊死的戰斗，同樣建立有革命根據地，同樣進行過類似于長征那樣的戰略大轉移，同樣承擔了反法西斯主戰場的重要作用，共同的反法西斯遭遇與經歷，一下子就拉近了兩國人民間的感情與距離。
當時的貝爾格萊德十分流行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在電影里，李小龍總是穿著一雙黑色布鞋，宋文富說：“當他們看到我當時也穿著國內帶來的布鞋，北京人俗稱的‘片鞋’時，以為我也會功夫，很多人無論如何也要讓我教他們，甚至要花大價錢買我腳下穿的布鞋。”
新絲綢之路把中國帶進巴爾干
1994年再次回到貝爾格萊德，宋文富成為光明日報駐貝爾格萊德首席記者。
因為前南分裂以及波黑戰亂的影響，貝爾格萊德人談論更多的是生計問題，然而戰爭也刻畫出塞爾維亞人剛毅、堅強、樂觀的性格。“1999年北約轟炸時尤其明顯，電力和交通道路都受到極大影響，但是只要空襲警報一過，他們照常帶著家人在河邊散步，照樣穿著‘靶心’T恤衫在市中心歌唱，照樣在咖啡館里玩笑聊天。”
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宋文富接過烈士的筆再次重返故地，陸續傳回《戰地日記》及其他報道。塞爾維亞人民也未忘記中國人民與其遭遇的共同經歷，他們在中國大使館原址旁的紀念碑上，用塞語和漢語刻下這樣一句話：“謹此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塞爾維亞共和國人民最困難的時刻給予的支持和友誼，并謹以此緬懷罹難烈士。”
2009年，塞爾維亞成為第一個和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中東歐國家。借助中國政府貸款和中國企業的直接參與，塞爾維亞境內開始了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河大橋、高速公路和科斯托拉茨電站等項目的建造。宋文富認為，塞爾維亞對于“一帶一路”倡議有著很好的認識和理解，他們希望借助“一帶一路”戰略，共同發展本國的“再工業計劃”，利用塞爾維亞位于東西方交匯處的良好戰略位置，重振塞爾維亞的經濟雄風。
“塞爾維亞擁有良好的旅游資源，中國國內無論是老一輩人士還是年輕一代，對于這一鐵托與‘瓦爾特’曾經生活過的國家，始終都充滿了想往與期待，相信隨著絲綢之路的發展與前行，將有更多的中國游客前往塞爾維亞，在那里可以體驗不一樣的巴爾干風情。”宋文富說。
